在苏中，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反“扫荡”斗争极端尖锐和复杂。苏中位于长江北侧，扼制着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临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驻地和汪伪首都南京及大都市上海，直接威胁日伪统帅部的安全，盛产粮食、棉花、食盐、食油等重要战略物资；沿江城镇有纺织、加工等现代轻工业，是日军、国民党和新四军必争之地。长驻苏中的日军是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分布于沿长江和沿通扬运河韵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扬州，并沿京杭大运河北伸至邵伯、高邮一线。为了全面占领苏中、苏北，日军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和新四军在苏中、苏北立足未稳之际，企图首先摧毁新四军领导机关，然后寻歼新四军主力。1941年2月，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在日伪的威胁利诱下，率6个纵队近1万人投敌。为此，日军拟定了策应李长江投降并进而“消灭江北新四军，覆灭其地盘”的计划。就在李长江就任伪职的当天，陈毅、刘少奇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下达了《讨伐李长江命令》，隐蔽集结在海安以西的新四军第一师在师长粟裕率领下，发起讨李战役，攻克泰州城，俘虏李长江叛军5000余人，并争取两个支队的叛军反正，讨李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反共投降势力，伸张了民族正气，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围绕巩固华中根据地的任务，中共中央和华中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建立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产的自卫队及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来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1月28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在根据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这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5月17日，华中局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在华中根据地具体贯彻“二五减租”政策。针对日伪顽的进攻和封锁日益加强，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1942年9月26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联合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各地区本着“缩小机关，减少单位，精干上层，加强下层”的原则，坚决压缩党政军领导机关。为克服日益严重的物资困难，度过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华中局于1942年3月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把厉行生产节约运动，当作根据地一项政治任务。华中根据地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华中局各项方针政策，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随着中日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日本侵略者为确保占领区的治安，以便掠夺更多的战略物资，支持其在中国的长期作战和南进太平洋地区作更大的军事冒险，进一步调整了对华战略，确定把整顿和巩固占领区作为对华战略的重要部分，甚至摆到子首位。日军调整了在华中的战略部署，除以主要兵力在正面战场与国民党军对峙外，抽出相当兵力“扫荡”占领区。华中日军共约26万人，其中有一半经常与新四军作战。华中伪军有10多万人，最多时达17万众，全部对付新四军。这些日伪军依托据点和交通线，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残酷“扫荡”和“清乡’。而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基本政策依然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伪、顽沆瀣一气，使新四军处于东西、南北、内外夹击之中。在日伪顽夹击下，苏南、淮南抗日根据地缩小；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于1941年5月被迫放弃，在苏中、苏北，日军多次聚集强大兵力发动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伪化苏中、苏北。为了保卫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坚定地与敌斗争，通过反“扫荡”打击和消灭进犯的日伪军。因此“扫荡”与反“扫荡”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始终。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从1941年6月到1944年5月，对日伪共计作战12667次，平均每天达11．5次，1941年至1943年对顽军作战共1391次，平均每天1．3次，作战之频繁，战局之紧张，斗争之艰苦；物质供给之困难，皆前所未有。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在阜宁县单家港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今后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为统一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关系，中共中央于1942年9月1日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中共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党、政、军、民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并撤销各地的军政党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华中局调整了各战略区党委的领导成员，在各根据地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根据这一决定精神，各根据地党组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苏北根据地，撤销原盐阜、淮海两个区党委，成立苏北区党委，黄克诚、金明分任正、副书记，同时撤销原盐阜、淮海两个军区，合组苏北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兼政委。在淮北根据地，撤销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党委员会，调整了淮北苏皖边区党委成员，邓子恢、刘子久分任正、副书记，新西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彭雪枫兼司令、邓子恢兼政委。在苏中根据地，撤销苏中政党委员会，调整苏中区党委成员，粟裕、陈丕显分任正、副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淮南根据地，撤销皖东军政委员会及原皖东津浦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成立淮南区党委，谭震林、刘顺元分任正、副书记，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罗炳辉兼司令员，谭震林兼政委。在苏南根据地，原江南区党委改为苏南(苏皖)区党委，江渭清、邓振询分任正、副书记。在鄂豫边区，1943年1月，中共豫鄂边区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中共鄂豫区委对边区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即决定李先念任中共鄂豫边区委书记，仍兼第五师师长和政委，同时撤销鄂豫边区党政军委员会。蒋家楼子会议后，确定中共鄂豫边区委为鄂豫边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李先念任书记，陈少敏为副书记。在皖江地区，1943年3月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中共皖中区委由曾希圣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在浙东根据地，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任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使党政之间、军政之间、党群之间、军民之间更加团结一致，使各根据地建设成效显著，成为以后实行战略反攻的基地。

    194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4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简称华中军分会，又称新四军军分会)重新组成；新的军分会以刘少奇为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委员。新四军统一整编后，它的辖区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苏南。皖南事变以后，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已不能发挥作用。因此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4月27日，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华中局名义召开会议，即华中局第一次会议，5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正式成立。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陈毅、曾山为委员。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赴延安，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当时下辖苏中、盐阜、淮海、皖东北、淮南津浦路东、淮南津浦路西、豫皖苏、鄂豫边和江南等9个区党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刘炎，副书记陈丕显；盐阜区党委书记刘彬；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副书记李一氓；皖东北区党委书记刘子久，副书记刘瑞龙；淮南津浦路东区党委书记刘顺元，副书记方毅；淮南津浦路西区党委书记黄岩；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副书记邓振询。各区党委按照华中局指示，建立、健全了下属的地委、中心县委、县委、区委各级组织，任命了主要领导人。形成了华中局、区党委、中心县委、县委、区委的地方组织系统和领导系统。华中局的成立，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统一的政治领导中心。

    华中局成立后，立即在盐城创办了华中党校，加强培训干部的工作。刘少奇亲自兼任校长，经常到校授课，作《论党内斗争》、《组织上的和纪律上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哲学的范畴》等重要报告，并经华中局机关刊物《真理》、《江淮日报》发表，这对于提高广大干部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均起到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新四军大发展和正规化建设的形势，新四军切实加强了对培训干部工作的领导。新军部成立之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在华中的淮北和苏北已开办了第四、第五两所分校。1941年5月，新四军第二师在淮南开办了抗大第八分校。10月，华中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将原抗大第五分校校部改为“华中抗大总分校”，负责领导新四军各师的抗大分校，原抗大第五分校的部分人员到新四军第三师筹建新的抗大第五分校。陈毅任华中抗大总分校校长。1942年5月，新四军第一师在苏中开办了抗大第九分校。抗大的学员一部分由社会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更多的则是来自部队的基层干部。抗大普遍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等理论课程，还教授游击战术、步兵战术、兵器知识及射击投弹等军事课程。抗大第九分校后改名为苏中公学，抗大第四分校后改名为“雪枫军政大学”，以纪念殉国的彭雪枫师长。抗大各分校在为新四军培养输送军政干部方面做出于突出贡献。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苏北盐城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新四军指战员、盐城各界代表千余人。会上刘少奇宣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发表就职演说。新军部机关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机关为基础组成，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财经部。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取消新四军的反动命令破产，新四军从此进人了新的发展时期。过去，新四军因受国民党限制，部队编制、活动范围处处受阻，妨碍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斗争的发展，军部重建后，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可以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可以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军部重建后，由于调整加强了领导力量，纠正了项英的错误，保证了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在新四军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新四军得以更加健康地发展。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是新四军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对于坚持和发展华中抗战。克服投降逆流，夺取抗战胜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四军军部重新成立后，将陇海铁路以南、长江南北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7个师又1个独立旅，军直属单位还有特务团、总兵站、抗日军政大学华中第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共9万余人。

    第一师，由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组成。师长粟裕(侗族)、政治委员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原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依次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旅，共1.3万余人。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刘培善。第三旅旅长陶勇，政治委员刘先胜。第一师活动于东濒黄海，西抵京杭大运河，南濒长江，北至淮安、大冈、斗龙港一线的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驻地和汪精卫伪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及大都市上海隔江相望，担负着坚持苏中抗日游击战争和作为新四军主力部队进行机动作战的任务。

    第二师，由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所辖部队组成，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原第四、第五支队改编为第四、第五旅，原江北游击纵队编为第六旅。全师1．5万余人。第四旅旅长梁从学，政治委员王集成。第五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第六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谭希林。第二师还辖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第二师活动于东起运河，西至淮南铁路、瓦埠湖，北临淮河，南濒长江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担负着坚持淮南抗日游击战争和对西防御国民党军东犯的任务。

    第三师．由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组成。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文玉(吴法宪)。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依次编为第七、第八、第九旅，全师共2万余人。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第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第九旅旅长张爱萍，政治委员韦国清。第三师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淮安、大冈、斗龙港以北，东濒黄海，西至运河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地处侵华日军华北、华中两军的接合部，是联系华北、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枢纽。第三师担负着坚持苏北抗日游击战争和作为新四军主力部队进行机动作战的任务。

    第四师由原八路军第四纵队组成，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原第四、第五、第六旅依次编为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另辖萧县独立旅、特务团、骑兵团、宿东游击支队、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共1.5万余人。第十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第十一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孔石泉。第十二旅旅长谭友林(未到职，饶子健代)，政治委员赖毅。萧县独立旅旅长纵翰民，政治委员李中道。第四师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淮河以北，新黄河以东，运河以西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扼华中交通枢纽，是联系华北和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纽带，又是向东挺进苏北、向西发展中原的前进阵地。第四师担负着坚持淮北抗日游击战争，对西防御国民党东犯，进而向河南省敌后发展的任务。

    第五师由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成。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原所属部队分别编为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及第一、第二游击纵队，鄂豫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鄂豫边区党委警卫团、鄂南独立第五团、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共1.4万余人。第十三旅旅长周志坚，政治委员方正平。第十四旅旅长罗厚福；政治委员张体学。第十五旅旅长王海山，政治委员周志刚。第一纵队司令员杨经曲，政治委员张执一。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黄林，政治委员刘子厚。鄂豫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郑绍文，政治委员夏忠武。第五师活动于武汉四周，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区，处于日蒋重兵对峙的险恶环境中，长期远离军部，孤悬敌后，担负着独立坚持鄂豫边区抗日斗争的任务。

      第六师由原在江南的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组成。第二、第三支队依次编为第十六旅、第十八旅。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另辖江南保安司令部及第四、第五、第六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共6000余人。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兼，政治委员廖海涛。第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治委员温玉成。江南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吴仲超。第六师活动于西起南京、芜湖，东至淞沪，北濒长江，南抵天目山麓的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战斗在日伪的心腹地区，担负着坚持苏南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

       第七师由原新四军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及皖南突围出来的部队组成。师长张鼎丞(未到职)，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辖第十九旅及挺进团，近3000余人。第十九旅旅长孙仲德，政治委员曾希圣兼；第七师活动于东起江浦、西到岳西、宿松，南至太平、旌德，北临合肥，长江横贯其中的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该地区是南京的门户，长江的咽喉，向东可打通与第二、第六师的联系，向西可打通与第五师的联系。第七师担负着坚持皖南和发展皖中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

    独立旅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组成。旅长粱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原辖第十三、第十四团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团，又以淮海地区的淮河大队改编为第三团，共4000余人。该旅主要活动于淮海区与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接合部。

    此后，为了加强对地方抗日武装的领导，在淮海、苏中、盐阜、淮北、谁南等根据地还先后成立了军区和军分区。1941年3月，淮海军区成立，覃健任命令员、金明任政委；4月，苏中军区成立，粟裕兼任司令员，刘炎兼任政委；9月，盐阜军区成立，洪学智任司令员，刘彬任政委；10月，淮北苏皖边军区成立，赖毅任司令员，刘子久任政委；1942年1月，淮南苏皖边军区成立，杨梅生任司令员，刘顺元任政委。

    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乘国际形势的变化，加剧反共活动，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先是一再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授意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和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步步紧逼的反共分裂活动，从顾全抗日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及时提出挽救危局的方针和政策。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各战略区负责人，阐明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但国民党已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七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单力薄的新四军军所军所属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荚率领下，由安徽省泾县云岭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北渡。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转移，下令第三战区、第五战区“采取行动”。第三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三十二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以东茂林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叶挺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分散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牺牲和被俘。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第二纵队司令员周桂生、音乐家任光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蜜蜂洞隐蔽时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其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后将叶挺监禁五年零二个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挺才于1946年3月4日被营救出狱。出狱第二天，他即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4月8日，叶挺由重庆赴延安；因飞机失事，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为了纪念这位新四军的第一任军长，1948年，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和华中行政办事处将盐城县改名为叶挺市。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破坏国共合作的最大惨案。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亲笔写下了满怀悲愤的题词和挽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查禁，发表在1月18日的《新华日报》上，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新四军及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是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领导的。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同时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原东南分局与长江局是隶属关系，新成立的中原局与东南局是并列关系。
    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后，中共中央确定“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1939年1月19日又决定：“陇海路南的部队及地方党，无论在指挥上及建制上一概拨归中原局管理。”但在军事指挥上，新四军军部能直接指挥的就是江南的3个支队，江北的第四支队最初是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指挥，刘少奇进人皖东敌后，江北指挥部才基本归中共中央中原局指挥。至于豫皖苏边区的彭雪枫部、豫鄂边区的李先念部，虽以新四军名义活动．但是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原局领导。随着新四军原有4个支队的日益发展，游击支队和豫鄂挺进纵队的走向正规化，八路军一部南下华中堆区，华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逐渐增多，但这些部队各有自己的指挥系统，相互行动难以协调。面对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进攻的严峻形势。华中部队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问题显得更为迫切。1940年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江苏省泰县海安成立，23日迁盐城；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胡服(刘少奇)，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都主任邓子恢，副主任钟期光。辖新四军苏北指挥都、江北指挥部、豫鄂挺进纵队和八路军第四纵队、八路军第五纵队。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使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日武装形成了一个整体，脱离了国民党的监视和控制，有利于独立自主地发展，为后来新军部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0月3日，韩德勤调集26个团，总兵力3万余人，分3路扑向黄桥。苏北新四军总共只有7000人，战斗部队不过5000人。粟裕巧布奇阵：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首战打战斗力最强的独立六旅；以3/4的兵力在黄桥以北设伏，以1/4的兵力守卫黄桥；守黄桥主力部署在东门，北门放1个班，西门、南门只派非战斗人员警戒；粟裕督守黄桥，陈毅坐镇黄桥西北的严徐庄，掌控全局。

    4日凌晨，顽军三十三师开始进攻，11时发动总攻，被我三纵击退。14时顽独六旅从北面接近黄桥，当顽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叶飞一纵突然杀出，将顽军截成5段，逐一歼灭。顽三十三师闻北方枪声大作，判定我主力在与独六旅作战，遂急攻东门，一度突入我防线。三纵司令员陶勇身先士卒，挥舞马刀，冲进敌阵，将顽军逼出东门。
    4日午夜，王必成率二纵截断顽军退路。5日下午新四军对顽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发起总攻，战至21时，将其全歼，又乘胜占领海安、东台。韩德勤见败局已定，率部逃回兴化。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先头部队与八路军南下先头部队于白驹、刘庄间的狮子口胜利会师。陈毅赋诗一首以记之：“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在黄桥决战胜利的影响下，苏北中间势力进一步向新四军靠拢。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在曲塘成立，司令黄逸峰，副司令李俊民，辖4个大队约千余人，分驻海安、曲塘、白米以北一线，成为共产党的一支外围军。通、如、海、启地区原国民党地方武装，纷纷表示愿意接受新四军的领导，陈毅遂派陶勇率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东进， 改造地方武装，建立地方政权，扩大抗日根据地。11月15日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选出名誉议长韩国钧，议长黄逸峰、副议长朱克靖、朱履先。16日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管文蔚，建立了泰兴等抗日民主政府。
    黄桥决战，新四军获全胜。这是抗战以来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反顽自卫战役的胜利。它造成了新四军和八路军胜利会师苏北的局面，提升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苏北的地位，基本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驱逐新四军、八路军出华中地区的阴谋。黄桥决战的胜利，还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黄桥决战以后，“苏北大部为我占领并联成一片，此为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绝大意义。

　　正当新四军在黄桥地区大力展开根据地建设之际，韩德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他在东台召开军事会议，定下“先南后北”方针，企图乘八路军黄克诚部远在淮北，先集中兵力消灭南面力量薄弱的新四军部队，然后再掉头对付北边的八路军黄克诚部。9月3日，韩郁兵分两路进犯黄桥，新四军战术得当，营溪反顽成功。受挫的韩德勤改变战术，指令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进驻姜堰，严密封锁新四军粮源，并挟制“二李一陈”，企图把新四军压缩在沿长江狭小地区；勾结日伪合击。9月13日，新四军武力解决保九旅，攻占姜堰，打开粮源。为保持政治上的优势和进一步争取上层人士，新四军张驰有度，再次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苏北各界知名人士韩国钧、黄逸峰、朱履先等积极响应。但韩德勤则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再言其他。”各界人士都认为韩德勤这个条件太苛刻，新四军难以接受，和谈必然失败。9月27日，苏北各界军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陈毅慷慨陈词，宣布新四军退出姜堰，以表明共产党顾全大局，忍让求全。但韩德勤得寸进尺，要求新四军退出苏北，退回江南。此言一出，舆论大哗，苏北各界无不谴责韩德勤，人心归向新四军。
　　陈毅让李明扬、李长江接防姜堰，送陈泰运100多条枪，他们喜出望外，表示决不随同韩德勤进攻新四军。这样新四军一举三得：一是揭露韩德勤的阴谋，赢得民心；二是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三是集中了兵力。当时中共中央的意图是待黄克诚率八路军增援部队到达后，与苏北新四军合力解决韩德勤。为此中共中央还对韩德勤公开提出了“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严重警告。但苏北局势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苏北新四军不得不立足于独立应对韩德勤。